金融家和诗人音乐家与哲学家的区别

1874年的一份《不列颠季评》在评论梭罗时说：“所以任何导致人们认为梭罗是隐居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认为他把自己放逐到瓦尔登湖研究树林、野兽和池鱼就更荒唐了，更别说他是作为勘查者绘制湖区地图这种可笑的想法……但不论怎样，英国人看待他的态度似乎都没有超越上面提到的这些滑稽的观点。”实际上，梭罗之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居在瓦尔登湖畔，是因为他的家族企业创造的利润使他有这样做的自由。用现实的目光看，他就是给自己在风景如画的景点放了一个应得的假期而已。放到今天的话，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度假照片贴到互联网上。除此之外，他能够构想并完成那本流传至今的关于他的假期的着作的主要原因或许正是他的家人为他安排的哈佛教育。
　　我们甚至可以把政治革命者纳入讨论的范畴。杰里鲁宾是一个持有反对教会和政府分离主义政见的激进分子，他写了一本名为“做就是了！革命的场景”的书，他由于挑动游行者在1%8年芝加哥的全国民主党集会期间暴动而被判入狱4年。后来不久，他的判决被一家上诉法院推翻，他加入了一家名为约翰-穆尔的经纪公司，开始在华尔街从事市场分析员的工作。新闻媒体认为他从革命者到职业分析师的转变从本质上是对立的，但是鲁宾本人坚称二者之间并无冲突。1980年时他说：“现实就是金钱意味着权力。但在20世纪60年代，警戒线是人人畏惧的事情。80年代是一个社会层级更明显的年代，即使拉起警戒线也没人会重视它们。会计在这个时代的权力更大。金钱是我们这个年代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这个例子要讨论的不是鲁宾本人的信仰是否前后-致，而是应该关注一个人因为个性倾向的变化或者历史境遇的不同，既可能冲在警戒线最前沿，也可能冲在华尔街的最前沿。
　　这或许不是年轻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们幻想的美好世界，但这是我们生存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的现实。通过金融或其他手段推销自己并积累财富，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犯罪。实际上，人类所取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诞生于这种行为。